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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

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

水野弘元 着

香光书乡编译组 译

部派佛教与原始佛教相异之处,

在于部派除继承原始佛教的“法”与“律”之外,

又另外阐述“对法”(阿毗达磨),而具备了经、律、论三藏。

原始佛教的经典

自佛世时至佛灭后百余年间的佛教,称为“原始佛教”或“初期佛教”,当中,也有人将释尊及其弟子们的佛教称为“根本佛教”。因为这个时期存在着佛陀真实的佛法,而这真实的佛法成为后世整个佛教的根本。又因为在观念上,释尊的教法也是后来继之而起的小乘各部派,与传布于三国(中、韩、日)的大乘佛教之根源,由此就可了解它为何称为“根本佛教”的原因了。

总之,释尊所说的“法与律”成为佛教的根本。佛入灭那年的三个月雨季期间,在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,召开了佛典编辑会议(结集),佛弟子中最优秀的五百位阿罗汉比丘聚集在一起,汇集了他们分别受佛陀所教导的“法”与“律”。这是第一次的结集,也称为“王舍城结集”。

佛教圣典结集的缘起

释尊晚年,舍利弗与目犍连两大弟子在释尊入灭前一年相继去世,佛陀带领五百位比丘自摩揭陀国的王舍城,朝着出生的故乡继续最后的弘法之旅。当时众多弟子中最为长老的摩诃迦叶(大迦叶),留意到释尊将要入灭,于是也带领五百位比丘追随在释尊队伍后面,而来到拘尸那揭罗附近的波婆城。那时有位邪命外道从拘尸那揭罗前来,迦叶便探询他是否知道释尊的近况。这位外道答道:“沙门乔答摩已于一周前入灭了,我手上带回的这朵曼陀罗华,就是供养其遗体当中的一枝。”听到这消息后,比丘们都非常震惊,并且骚动不安。

其中,已经开悟的人因了知诸行无常的真理,知道无法改变事实而能忍住悲痛;但是尚未觉悟的凡夫比丘们,却如丧考妣,寝食难安,悲叹不已。当中有位年老的僧人看到这样的情形,就对他们说:“你们何必如此悲伤呢?大沙门过去对我们事事严格管束,说这样可以、那样不行,现在我们终于脱离大沙门的束缚,从此可以随性地为所欲为了,这难道不值得高兴吗?”

大迦叶听到这些话,心想如果这种非法非律的言行横流于僧团之内,则真实的“法”与“律”终将丧失,佛教必定灭亡,因此便决心无论如何要确立纯正的“法”与“律”。而后,由大迦叶为释尊的遗体举行火葬。

当葬礼结束,迦叶就立刻召集数千名比丘并提案,为了使纯正的佛法存续,必须结集释尊所说的“法”与“律”。为此,推选通晓“法”与“律”的五百位阿罗汉,且预定三个月后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举行结集。在获得与会大众的同意后,便着手筹备相关事宜。(日译《南传》册四,页 426 以下;《汉译南传》册四,页 381 以下)

这次会议是由首座长老摩诃迦叶担任***,佛所说的“法”(经典),由堪称多闻第一的阿难为代表,在大众面前诵出。阿难在释尊后半生的二十余年间,因担任侍者而听闻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教说,又从佛或其弟子们口中得知佛陀前半生的说法,所以听闻过全部教法,并将所听闻的都铭记在心。与会大众对阿难诵出的所有内容,全体一致赞同通过,从此便汇集了佛陀的一代说法。另外,作为出家僧团规范的“律”,则由最通晓律、持律第一的优婆离代表诵出,也获得与会大众的赞同而得以结集。

第一次结集的内容

虽然关于第一次结集有种种的传说,但古老而可信的有《巴利律》(日译《南传》册四,页 428 以下;《汉译南传》册四,页 382 以下)、化地部《五分律》、法藏部《四分律》等律典所记载的结集说,皆谈到结集释尊所说的“法”与“律”一事。但后世的文献中,有说第一结集时已汇集了经、律、论三藏,更有记载连大乘经典也已经汇集。然而当时论藏还不存在,且经(法)与律也尚未收集整理成经藏与律藏,只不过是收集了“法”与“律”的资料而已,至于佛灭五百年后才成立的大乘经,当时根本不存在,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
于是,佛陀一代时教的“法”与“律”,就此全部已诵出、编集了,但据说该项结集并非文字的记录,而是保存在各人的记忆中,此后至少三、四百年间,都还是口耳相传着,至于以文字书写成经典,则是西元前一世纪以后的事情了。

圣典的书写

释尊当时的印度,似乎已有文字存在,但当时文字只使用于商贾买卖、货币与公文等而已,并未将宗教与哲学的文献写成文字。尤其是正统婆罗门教的《吠陀》圣典等,先于释尊至少五百年以前就已存在,却全部都依记忆、口诵传承到近代。因他们认为记忆是最确实的,不至于像书写的典籍可能毁于水火,乃至于会被下层民众看到或受到污损等。

在印度各宗教中,佛教最先发起书写经典的风气。依南传佛教的说法,在西元前一世纪斯里兰卡国王瓦达伽摩尼时,比丘之间出现异端,由于担心会失去正法,为了使纯正的佛法存续,因而将截至当时为止,口诵传承下来的三藏圣典与注释书等,以僧伽罗(斯里兰卡)文书写记录下来。(《岛史》即日译《南传》册六十,页 134;《汉译南传》册六十五,页 132。《大史》即日译《南传》册六十,页 378 以下;《汉译南传》册六十五,页 340 以下)

在西元一世纪左右最早成立的大乘经典《小品般若经》中,强调书写经典的功德。后来的《大品般若经》、《金刚般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等也传承了这个说法,因此可知在西元一至二世纪时,已有大乘经典的书写。而说一切有部中流传着,西元二世纪迦腻色迦王时代,在迦湿弥罗结集了三藏与注释书,而且将《大毗婆沙论》等刻写在铜板上,并保存于王宫(参见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三)。由此可见,在此之前,印度本土的北方佛教,就已经存在着书写经典的风气了。

关于这些圣典是如何整理组织的,以及在何处传承、受持等问题,历史上并无留下任何记载,因为无法确知从佛世到佛灭后佛教流传的地域范围。只能从阿含经与律藏所提的佛说法与制戒(制定戒条)的地点,约略推想出释尊游历的地区,大抵就是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,即现今印度比哈尔省的大部分与乌塔普拉德什省的一部分地区,如此稍显狭小的范围。

但在佛弟子当中,有来自印度半岛西部的摩诃迦旃延,他修行后即归国而在该区推广佛教,另外还有富楼那也致力于西部海岸地区民众的教化,这些地方比释尊游行的地区更西部,是从纳巴达河流域扩及印度西海岸的德干一带。

根据佛灭百年后,在王舍城北方的毗舍离城举行第二次结集的记事中,耶舍反对毗舍离城的比丘们受持违反律制的“十事非法”,于是回到西部故乡招集同志,企图纠正非法。耶舍巡回招募数百名同志的地方,是比恒河支流阎牟那河还偏西南方的西印度一带,由此可知那里曾是佛教的一大中心。

第二次结集

关于佛灭百年后,于毗舍离城举行第二次结集的记载,在《巴利律》、《五分律》、《四分律》等律典中,都是接续在第一次结集之后而记述下来的,如此便足以肯定其确实为史实。在此次结集中,由于出身毗舍离城跋只族的革新派青年比丘们,主张与戒律有关的十事是正确的,但相对地印度中西部的保守派长老们,却判定那十事全都是违反传统的“非法”,僧团的根本因而分裂为革新派的大众部与保守派的上座部两大派。

根本分裂后,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保护奖励政策,使佛教扩大传扬到印度内外各地。之后,这根本两大部又各自再分裂,到佛灭三百年以后,便形成所谓十八部或二十部的“部派佛教”。因为各部派都以其布教地区的民众日常用语来宣说经典,所以佛教圣典便转而以印度中、西、北、南、东部等印度雅利安各地的俗语来流传。

再者,依据南方上座部所传,佛灭后二百多年的阿育王时代,在首都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。据说阿育王后来派遣僧伽到印度国内外九个地区传教,因而扩大佛教教团的幅员,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,甚至更远及希腊;北至喜马拉雅山地,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带发展,南从印度半岛南部到斯里兰卡,东则远达缅甸地区。也就是说,由于阿育王推广“法”,使得原本仅流传于印度一部分地区的佛教,得以广为弘传到当时的全世界,并且在印度产生支派,而成为十八部或二十部。

如此一来,在佛灭后,经历一百年或二百余年,佛教圣典阿含经与律藏等,逐渐整理成接近今日所见的型态。佛教虽然在后来分裂为许多部派,但从现存各部派经、律的组织结构,基本上呈现一致、类似的情形看来,显然在部派分裂之前各部派教典就已经作了基础上的整理,因此,各部派的经、律只是在细部上有所差异而已。或许那是由于部派间的分歧,或圣典转译成各地语言等因素所造成的吧!而佛教哲学的论书(阿毗达磨)也在这时逐渐成立,因此在佛灭三至四百年前后,各部派都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经、律、论三藏圣典。

总之,原始经典阿含经的原型,大概于部派分裂以前,经过一百或二百年的时间,才渐次成立的。因此,以下试着依据现存的阿含经等,来探讨它的成立。

阿含经的成立

如前所述,佛灭后不久第一次结集时,虽然由阿难诵出全部佛所说的“法”,但并未整理成今日“五部、四阿含”的型态。一般认为今日的“五部、四阿含”是在传承的过程中,逐渐分类整理出来的。现存的原始经典有“巴利五部(五阿含)”与“汉译四阿含”,现将这两种传承经典列表对照如表一(页 121)。

【表一】

巴利五部(南方上座部所传)

一、《长部》(《长尼柯耶》)共三十四经

二、《中部》共一五二经

三、《相应部》共五十六相应

四、《增支部》共一法乃至十一法

五、《小部》共十五部

汉译四阿含(北方部派所传)

一、《长阿含》共二十二卷三十经(法藏部所属)

二、《中阿含》共六十卷二二二经(说一切有部某派所属)

三、(1)《杂阿含》共五十卷一三六二经(根本说一 切有部所属)

(2)《别译杂阿含》共十六卷三六四经(近似前者,但有若干差异)

四、《增一阿含》共五十一卷四八一经(所属部派不明)

杂藏—《法句经》、《本事经》、《生经》等

汉、巴阿含经的别异

南方上座部的巴利阿含经—“五部”,毫无遗漏而完整地传承下来,在我国(日本)也已译为日文并收录于《南传大藏经》中,此外再也无其他任何部派传下完整的阿含经。至于汉译“四阿含”则是每一阿含经都分属不同的部派,只不过刚好整理后合称为“四阿含”而已,彼此之间并不像巴利阿含经如此统一与密切相关了。

明治以后发现巴利阿含经,我国(日本)学者便将它与汉译阿含作比较,至今两者的对应关系几乎已经彻底研究了,而其中最早的研究成果是●(女+市)崎正治博士的〈汉译四阿含〉("The Four Buddhist Agamas in Chinese", ASJ., Tokyo, 1907。译按:ASJ. 为日本亚洲协会(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)的略称)。随后,赤沼智善(1885-1937)教授的《汉巴四部四阿含互照录》(1929),内容更为详细。

汉译各阿含经并未明白记载其所属的部派,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便有研究指出其所属部派,但都不正确,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有些部分尚未确定,如表一中《别译杂阿含》与《增一阿含》所属的部派,便有种种说法而未有定论。《增一阿含》中屡见大乘用语,其中故事类的记事,包含了许多近似巴利注释书中所记载的故事,令人相信它比其他阿含经成立得晚,但仍无法找出线索判定其所属的部派。

另外,表一中未列出的阿含诸经,尚有二世纪由安世高译出,包含数十部经的《单卷杂阿含》与《增一阿含》。此外,个别译出的单译经在整部“四阿含”中也非常多,甚且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除现存的经典外,还有更早译出但现已佚失的。这些个别的经典中,有相当多现在仍以单本译经的形式流传着。基于前述情形,阿含经仍有不少细部的问题尚未解决,此外就残本而言,在梵语与藏文译本中,也多少存在着一些个别译出的阿含经残本。

以下说明“五部、四阿含”中经典的形式。巴利《长部》、汉译《长阿含》收集的是篇幅最长的经典;巴利《中部》、汉译《中阿含》是篇幅中等的经典;巴利《相应部》、汉译《杂阿含》是将数千百部篇幅较短的经典,依人物与教理等分类而构成;巴利《增支部》、汉译《增一阿含》则是将与法数有关的数千百部篇幅较短的经典,分类为一法至十一法而成。

不符合以上分类的经典,则另纂集为巴利《小部》(或杂藏)。巴利《小部》中包含了《经集》、《法句经》、《自说经》、《本生经》、《长老偈》、《长老尼偈》等有名的诗偈集经典。其中,有一部分是佛世时就以诗偈来唱诵的,且为巴利《相应部》与《增支部》所引用的最古老经典。此外,也有比起其他四部毫不逊色的古老诗偈,但也有一部分当可视为佛灭后才成立的新经典。

各部派的杂藏

很多相当于巴利《小部》的经典皆有汉译本,如《法句经》、《本生经》、《譬喻经》与佛传一类的经典等,但不似巴利《小部》那般齐全。然而,例如《法句经》,不仅保存于巴利藏,还有汉译、藏文译本,在梵语、俗语(犍陀罗语与梵语的俗语)中也都可以发现,但这四或五个部派的《法句经》都不完整。

总之,纵然包含于“五部、四阿含”中的经典,大多传承了佛陀所说的“法”,而可想见的是,在长达一或二百年时间的分类整理过程中,这些经典多少有了若干的改变。

其间分类整理经典所使用的方法有下列几种:

一、将经典依法数与偈数整理;

二、依所说的内容条目作分类;

三、定义经典的语句,并详加解释篇幅较短的经典;

四、整理教理与修道法,使之体系化。

在佛世时弟子们就已采用这些方法,佛灭后更是积极运用,而完成经典的分类整理。另一方面,研究“法”(经典)的“对法”(阿毗达磨)也很发达,因此成立了具哲学书地位的“论藏”(阿毗达磨藏)。“论藏”成立的时间是在部派分裂以后,而各部派原则上都传承了经、律、论三藏圣典。

即使论藏的成立是在后世,但一般认为阿含经的整理、研究是在部派分裂之前,甚至是佛世时就已由弟子们开始进行了。如前所述,佛陀的教法是由“法”与“律”所构成,因而对这教法的研究便称为“对法”与“对律”(阿毗达磨与阿毗毗奈耶)。而“对法”、“对律”这两个语词也屡见于阿含经中,特别是在包含许多注释经典的《中部》、《增支部》中更是出现频繁。

又在阿含经与律藏中可见到“持法者、持律者、持母者”的词句。其中“持法者”是指擅长忆持“法”(经典)的比丘,“持律者”是指专于受持律典的比丘,“持母者”是通达“母”(音译“目得迦”)的比丘。所谓的“母”是纲目或要点之意,由于“对法”(阿毗达磨)的纲要称为“母”(论母),所以,所谓“持母者”就是指熟习于观察、分析“对法”的比丘。事实上,也有将巴利文的“持母者”汉译为“持阿毗昙”的例子。可是,这个阶段因为正式、独立的论书尚未成立,所以应该是指论典的雏型吧!

有关论典雏型的文献,虽不存在于汉译经藏中,但巴利圣典《小部》十五部经中的《无碍解道》、《义释》等正是论典的雏型。它们在定义语句时,使用了阿毗达磨式的定义法,教理的组织系统也完全是阿毗达磨式的,只是不似论书那么精微。可是从汉译《解脱道论》(巴利佛教某派的论书)在引用《无碍解道》、《义释》两书的文句时,记为“阿毗昙曰”,可见已将它们视为论书。

另外,在《小部》的十五部经中,具体阐述“业报说”的有《天宫事经》、《饿鬼事经》、《譬喻经》、《所行藏经》等,又有述说过去二十五佛的《佛种姓经》等。或许这些经典也与前述的两书一样,是在部派分裂以后才附加上去的,将原始经典阿含经的大部分内容,视为成立于部派分裂以前,还是比较恰当吧!

从经典到论书

如前所述,《小部》的十五部经中,虽然包含相当多比巴利其他四部与汉译“四阿含”还古老,或同样古老的经典,但其中也有不少可视为论书的雏型,及叙述业报说等通俗性教义的新经典。这些经典带有部派的色彩,在各阿含中是最后成立的。

前文中已多次提及,释尊说法是因应对象的智慧、根机而解说的,所以,上自第一义的深奥教义,乃至初阶层次的教法,都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。阿含经之所以不属于低层次的小乘说法,便是基于这个理由。然而在整理、研究阿含经的阶段时,却将之形式化与通俗化,例如在解释教理性的语句时采用“阿毗达磨式的定义”,这并不是因应各种高低根机对象的佛说教法,而是对同一语句采取固定的制式说明。

总之,一般是以通俗性且较低层次的立场,来看待阿含经中第一义的教法,例如将释尊非常高深的缘起说,解释成三世两重因果的十二缘起说,这只是从因果业报的立场所作的通俗性说明,但如此已失去释尊观念上的崇高立场,而成为阿毗达磨式与具体事相上的通俗性说明而已。

这种形式化、通俗性研究的制式化,就是所谓阿毗达磨论书的成立,而且继这种研究之后,更进一步经过初、中、后期三阶段发展,耗费二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了论藏。现存各部派的论藏有南方上座部的“巴利七论”、说一切有部的“汉译七论”,以及隶属法藏部的《舍利弗阿毗昙论》。

《舍利弗阿毗昙论》似乎是七论的概论。“巴利七论”与“汉译七论”的名称既不相同,两者也无直接关连,而是个别成立的,但汉、巴两种七论都包含从初期到后期各个不同阶段的论典。虽然稍显繁杂,但将两者列表如表二。

【表二】

巴利七论(上座部)

一、《法集论》

二、《分别论》

三、《人施设论》

四、《论事》

五、《界说论》

六、《双论》

七、《发趣论》

汉译七论(说一切有部)

一、《集异门论》

二、《法蕴论》

三、《施设论》

四、《识身论》

五、《界身论》

六、《品类论》

七、《发智论》

汉、巴阿毗达磨七论

“巴利七论”与说一切有部的“汉译七论”由于在名称上类似,使得不谙汉文的西方学者,仅依题名便说两者的七论是对应的,因此高楠顺次郎博士便在 〈说一切有部之阿毗达磨文献〉("Abhidharma Literature of the Sarvastivadins", JRAS. 1905。译按:JRAS. 为英国《皇家亚洲学会杂志》(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)的略称)一文中,具体指出两者内容之间的差异,并予以反驳。汉、巴七论与《舍利弗阿毗昙论》等的比较研究,也由我国(日本)学者进行。现在“巴利七论”业已译出并收录于《南传大藏经》中,因此要与“汉译七论”比较就容易多了。

另外,一般认为七论是历经初期、中期、后期,共费时约二至三百年的时间,直到西元前一世纪左右才成立的。

接着,在西元初年以后撰着了七论的注释书,与综合性纂集、整理阿毗达磨教理的纲要书。巴利佛教中,作为七论注释书与纲要书的《清净道论》,是由佛音(Buddhaghosa)于西元五世纪前半叶所作,之后也出现许多纲要书与义疏等。

说一切有部方面,则直到西元二世纪前后才有论藏注释书《大毗婆沙论》二百卷的成立,还有在四至五世纪间出现教理纲要书《阿毗昙心论》、《杂阿毗昙心论》与世亲(Vasubandhu)《俱舍论》等论书,之后,又有很多纲要书与注疏等着作问世。另外,与经量部相关的纲要书,则有四世纪前后诃梨跋摩(Harivarman)所作的《成实论》,该论与《婆沙论》、《俱舍论》等,在中国也彻底地研究了。

大致说来,上文表列的巴利与汉译七论中的一至三论,可以说均属初期论书,四与五论系中期论书,六与七论则属后期论书。在细节上,初期论书包含了中期论书的元素,中期论书也有后期论书的某些成分。因此,以下将对阿毗达磨三个阶段的特征作概观说明。

初期的阿毗达磨,采用的是前述整理研究阿含经的四种方法。也就是:

一、将诸法依法数分类;

二、将诸法依条目区分;

三、作语句的定义说明;

四、将教理与修行法门予以体系组织化。

初期的阿毗达磨完全是在论究与阿含经(法)的关连,阿毗达磨(对法)的本意亦即在此。

但是到了中期,由于当时对有关心与色等诸法作全面性的探考,使其视野更广泛、深入,因此在阿毗达磨中也加进了经典所未宣说的新用语。教理的解释与用语在概念上的规定,也迥异于向来形式性的说明,而变得极为严格,成为与阿含的经说、词句无直接关系的独立着作。这可说已悖离了“对法”的意义,也意味着远离了本来的佛说。

再进展到后期阶段时,涉及时间、空间的关系论已扩大,甚至也论及诸法的存在问题,将生灭变化的“有为法”分为色(物质)、心(心的主体)、心所(心的属性)、心不相应(促使心及色迁流变化的力量)[1] 并再予以细分,另外也标立了不生不灭的“无为法”。

而就“无为法”方面,各部派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。阿含经中并无以上那些分类,而且经典中将一切“法”作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等的这种分类法,在此便渐渐失去功用,因为与阿含相较起来,这里所说的一切法范围更为广泛。

又,在阿含经中,并无“心所”与“心不相应”的用语及概念,经中虽有“无为”一词,但它只是如前述的是指心开悟的状态,并非此处所说的不生不灭的客观性存在。

说一切有部更进一步说“法体恒有”,认为有为诸法虽然是生灭变化的,而诸法的体性(本体、本质)却是不会变化而恒有常存的,这种说法应该已悖离佛教本来的立场。总之,所以会如此,或许是为了与外道作论争。但到了后期的阿毗达磨,已将释尊所禁止的“有什么”、“是什么”的存在论题,也纳入讨论的范畴,如此一来,就佛教原貌而言,可说是种堕落。

简要来说,阿毗达磨论书是对佛教作了详细的学问研究,而对诸法的分类、用语等,又作了严谨的概念规定,这些成果对佛学研究者而言,有很大的助益,但对以信仰实践为中心的一般学佛者来说,却无此必要,尤其违反佛说的存在论题,可以说更是有害无益。那么,西元初年前后兴起的初期大乘运动,将这些阿毗达磨的部派佛教贬抑为“小乘”,并强调佛教本来的信仰实践,宣说应该回归释尊的立场,该是因应时机而兴起的如法之事了。

然而,部派佛教并非如初期大乘所宣告的是一种堕落。他们遵守严谨的戒律,也常常善尽出家僧团所应肩负的僧伽机能。在说一切有部的新律中,有“经师”、“律师”、“论师”、“法师”、“禅师”等语词,这是将僧团的成员予以分工,使其各自专司不同的领域。例如,精通经、律、论三藏圣典的人就成为“法师”,以教化为专职,对民众说法;专精于禅定的就称为“禅师”。如此分别依其所长而各自精进,又彼此协力合作,僧团于是逐渐兴隆。

从法显、玄奘、义净等中国僧人的印度游记看来,即使在大乘兴起后,大、小乘仍然并行。不论在五世纪初的法显时代,或七世纪的玄奘时代,小乘部派的寺院与僧徒数目都比大乘多,甚至到佛教在印度本土灭亡的十三世纪为止,某些部派都依然存续着。特别是斯里兰卡等地的南方上座部,生活如释尊时代般纯粹的僧伽,迄今两千数百多年来,依然保持着,且兴盛不衰。

部派佛教与初期大乘

部派佛教与原始佛教相异之处,在于部派除继承原始佛教的“法”与“律”之外,又另外阐述“对法”(阿毗达磨),而具备了经、律、论三藏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部派的特征可以说就在“对法”的论书,同时也可看出将部派佛教视为较低阶教法的原因,是针对阿毗达磨论书说的。为了匡正阿毗达磨部派佛教的缺陷,以及推广释尊真实的佛法,初期大乘佛教因此而兴起。

如众所周知,初期大乘经典有般若诸经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无量寿经》等,而将这些思想汇整、纂集的,则有龙树的《中论》与传说是他所着述的《大智度论》,以及其他诸多着作。所以,初期大乘的学说,可见于前述经典与论书中。若列举部派佛教与初期大乘佛教在立场、主张等各特征上的差异处,应可汇整为以下的六种(见表三,页131)。关于这点,已在拙着《佛教要语的基础知识》(《佛教要语の基础知识》,页 22 以下 [2])发表过了,仅在下面简要说明。

初、中期大乘的不同课题

说“大乘”时,应该区别为初期大乘与中期以后的大乘。将原始经典作学术上研究的部派阿毗达磨,是已经丧失原始佛教的主体性—信仰实践,而成为无生命且徒具形式的客观性学术研究。初期大乘的本意正是要导正这项缺陷,回归原本以信仰实践为中心的高层次佛教,不过中期大乘则转而将初期大乘的教说,作哲学性详密探讨的客观性研究。从这点来说,中期大乘又失去了初期大乘信仰实践的主体性,而成为学问佛教,因而可称为大乘的阿毗达磨。

佛教四派哲学论说

当时印度的思想界,是以六派哲学为首,而佛教中也以小乘部派的哲学最为兴盛。大乘佛教为了对抗并超越它们,不得不树立理论性的哲学学说,因此,中期大乘的学说不仅限于佛教内,更成为全印度各哲学论说中最为精采、殊胜的学说。当时外道对佛教的学说,举出了四种代表性的论说,分别是小乘的毗婆沙说(说一切有部)、经部说(经量部)与大乘的中观说、瑜伽行说(唯识说),这些都是指小乘部派与中期大乘的阿毗达磨学说。这些学说在学术上可谓精深详密,却与一般民众的信仰实践无直接关系。

中期大乘哲学论说的议题

中期大乘时期,成为议题的哲学性论述有:菩萨论、菩提心论、佛性(如来藏)论、人无我(我空)/法无我(法空)论、八识(前五识、意识、末那识、阿赖耶识)论、三性(遍计所执、依他起、圆成实)/三无性论、修道阶位论、佛身论、佛土论、涅盘论、认识论(量论、因明学)等。这些理论学说是中期大乘所钻研的,都不应视为初期大乘的特征。

一、声闻乘与菩萨乘:大乘中将圣者分为“声闻”、“缘觉”、“菩萨”、“佛”四圣,而且后者胜于前者。声闻是听了佛的教法而觉悟,其最高阶位为阿罗汉而未必成佛。菩萨是发菩提心,修波罗蜜行,自觉而成佛者,所以菩萨是从一开始就以成佛为目的。由此可看出声闻(小乘)与菩萨(大乘)的差异。而且,大乘以菩萨乘自居,视部派佛教为声闻乘而轻蔑之。

二、业报思想与愿行思想:声闻依四谛教法,只求自身脱离三界轮回的苦迫,希望能获得无苦安稳的涅盘寂静法乐,主要着眼于自我的苦乐业报。而菩萨从最初发菩提心时,便始终抱持着「自未得度先度他”的誓愿,因此,菩萨不像小乘那般厌离生死轮回苦、希求涅盘乐,而是把自己的苦乐安危置之度外,为了救济苦难的众生,宁可亲趋恶道苦界,并以此愿行为中心而积极践履。这点即是声闻与菩萨在态度与心念上的根本差异。

三、小乘与大乘:所谓“小乘”,是以个人一己得度为教义;“大乘”则是救拔周遭众人,与社会大众共同迈向解脱的一种教法。声闻的根本教法是四谛、八正道,乃是完成自我;菩萨的根本教法则在六波罗蜜,是以利他救济为终极关怀。大乘认为小乘声闻的八正道仅教说自我解脱的项目,因此不够圆满,应该要再加上布施与忍辱等利他救济的法门,因而以六波罗蜜为大乘菩萨的修行道。

然而,实际上,依八正道而圆满解脱的声闻阿罗汉,并非仅求利己的独善者。因为透过四谛与缘起的理则,就会了解社会人生的一切是相辅相成、共存共荣的,修行者不会不指导、教化周遭社会。“阿罗汉”的意义为“应供”,也就是有资格接受别人供养与受人尊敬的圣者,由于他会教化世人,给予人福德、利益,所以当然有资格接受世间的尊敬、供养。

就这个意义来说,将声闻阿罗汉视为利己、独善者,是大乘方面不当的批评、责难。这或许是由于大乘运动兴起时,部派佛教中有形式化且疏于教化的情况,才会引发这类的批判吧!

四、“有”与“空”:虽然部派佛教研究的,是所谓阿毗达磨的周密哲学理论,但其中也将释尊禁止处理的存在与实有的“有”、“无”视为研究的课题。又从大乘的角度来看,小乘在处理一切问题时,常表现“有”的执着、拘泥态度。相对地,大乘佛教则说“一切皆空”,因为认为所有的存在皆无自性(无固定性),所以是“空”。如此一来,大乘不仅驳斥“有”、“无”等存在的讨论,且在日常态度上,也必须完全抱持无我、无执着,即所谓“无所得空”的理想态度,并且具备无窒碍、法尔自然、自由自在的生命态度,亦即所谓“无挂碍空”的潇洒解脱,而将此视为佛教的究极目标。

五、理论性与实践性:部派佛教对存在的论题等展开了严密的理论学说,而且部派之间彼此也针对这些学说交锋论战,其中有不少是为了与实践无关的理论而争辩,如此反而妨碍了信仰与实践,使佛教难以振兴。为了除此弊害,大乘强调笃实的信仰与实践,更胜于无用的理论与学说,即使大乘中提及的理论,也仅限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。

六、窄化的出家佛教与胜义的在家佛教:在部派佛教中,详细严密地进行依于阿毗达磨教理学说等的研究,但那是极为僻涩专业的,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的学术范畴,而且对信仰实践来说并无必要,那可说是钻研者深居寺内经阁而从事经典探究的出家佛教,因而与民众有所疏离。阿毗达磨的教学,只是拘囿于处理繁琐、低阶的理论,丝毫不具第一义谛的崇高立场。

反之,大乘佛教则无出家、在家的区别,甚或可以说是以在家为中心的。在家修行方面,布施居六波罗蜜之首,那是吻合“波罗蜜”究竟、圆满意义的布施,是三轮体空的“施”,不系着于施者、受者、施物三轮,也不期待布施的果报,只是非常纯粹出自慈悲心的一种布施而已。另外,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也同样必须全部是奉“波罗蜜”为至上、最高的第一义谛修持,而且它并非理论性,是实际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。

【译注】

[1]《俱舍论》将万法分五位,即“色”指物质;“心”意为精神作用的主体;“心所”系与心相应而同时存在,为种种复杂的精神作用;“心不相应”这种法与心、色都不相应合,所以不能说是心或色,却是依心、色等法的分位而假名以立,即无客观的实物与之相应,只是思想中的分位假法。“无为法”,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云:“若法,无生无灭,无因无果,得无为相,是无为义。”五位可再作分类为七十五法。

[2] 中译本为蓝吉富主编,《佛教要语的基础知识》,《世界佛学名着译丛》第三册(台北县:华宇,民 73),页 5 以下。

编者按:本文为水野弘元着《佛教的真髓》一书之第十章,文中明体字为其发表于《大***》杂志之原文,标楷体字为结集成书后的补述内容。本书中译本将由香光书乡出版社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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